见证初心使命的党史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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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从士兵到将军６次负伤。第一次负伤是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为保存革命火种，朱德令粟裕所在的连队掩护大部队转移。班长粟裕在排长的带领下阻击敌人。一颗子弹从粟裕右耳上侧的颞骨穿过，他昏迷过去。排长奔过来猛摇，见他没有一点反应，以为粟裕牺牲了，便摘下了他的枪带领剩下的战士走了。粟裕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周围已没有了枪声，也没有喧哗声。他忍着剧痛，顺着山坡滑下去，艰难地爬行到路边。恰巧走过来几个同志，替他包扎好伤口，搀扶他赶上了部队。那一年，粟裕刚满２０岁。1930年3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围歼国民党独立第十五旅，刚刚担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政委的粟裕，想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结果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一块锐利的弹片深深地嵌进了他的颅骨。因医院条件简陋，无法进行大手术，只好用纱布将头部紧紧缠住。这样，弹片留在脑子里，竟伴随粟裕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淮海战役时，粟裕日夜守候在指挥所，注视着战场情况的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曾经连续七天七夜没有睡觉。头疼得受不了，他就让警卫员反复摁头，或用凉水冲头，或者用看地图来分散疼痛，带病指挥作战。后来，医生给他做了一个简陋的“健脑器”，头发热了，就把它戴上帮助头部散热。但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他的头部还是又烫又痛，他总是不言不语地用冷水浇头。1984年2月15日，粟裕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负责火化的老师傅和粟裕大将的长子粟戎生从头颅骨灰中发现一粒约有黄豆大小和两粒绿豆大小乌黑色的小东西，拿起一看，是三块残碎的弹片。这或是是粟裕多年头痛的真正原因。
徐海东是红二十五军的创始人。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行至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时，突遭敌军拦截。激战中，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头部，他当即倒地昏死过去。这是他第九次负伤，也是最重的一次，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到第五天醒来时，军政委吴焕先告诉他，省委已经决定，要以陕南为立足点，创建鄂豫陕苏区，然后安慰他要好好养伤。徐海东这次负伤，多亏了护士周少兰（后来改名周东屏）的细心照顾。徐海东负伤那天，头上脸上全是血，喉头被血和痰堵着，呼吸极为困难，情况万分危险。医生们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周少兰走上前说：“让我试一试。”说着，就伏在徐海东床前，口对口地吸出了堵在徐海东喉头的血痰，险情很快排除了。在徐海东昏睡的四天四夜里，她替他打针换药，擦洗身子，换洗衣服，还不时地往他嘴里润水，照护得细心而周到。在朝夕相处中，徐海东知道了周少兰的身世：她家境十分贫寒，９岁那年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最后她不甘受欺压，逃了出来，当了红军。周少兰悲惨的遭遇和不屈的性格深深打动了徐海东，他开始喜欢上了这个聪慧的女护士。而徐海东诙谐乐观的性格也感染着周少兰，她觉得军长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兄长。从相互钟情到结为革命伴侣，他们又走过了一段风雨历程，直到长征到达陕北后才举行婚礼。
1962年的新春佳节，开国元首毛泽东私人在颐年堂内宴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孝范四位社会名流乡友。入席后，毛泽东诙谐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大家莫名其妙，毛泽东故意神秘地说：“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大家更糊涂了，“这人是谁呢？”正在这时，一位高个儿、50多岁的清瘦男人，面带微笑，举止大方步入客厅。既不是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报刊上常登载照片的著名人士。毛泽东显然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个人，迎上去握手，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用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不是大家的上司吗？”章士钊等人恍然大悟，那年章士钊主持《苏报》还骂过他呢！正是国家困难时期，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毛泽东边吃边对溥仪说：“我们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没有辣椒不吃饭。”说着，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见他已吃进嘴里，笑着问他：“味道怎么样啊？还不错吧！”溥仪早已辣出一脸热汗，忙不迭地说：“不错，不错。”毛泽东指了指仇鳌和程潜，对溥仪说：“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是不是？”溥仪笑得前合后仰。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啊！
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大多是烟瘾相当重的烟民。毛泽东写字时“一手拿笔、一手拿烟”。每逢开会时经常烟云袅绕、雾气腾腾；从前的战争影片里面,常有一面抽烟一面谈事的场景，给人印象很深。1988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时，他首先礼貌地问：“我可以抽烟吗？”阿基诺回答：“我不能对你说不可以抽，因为我不是你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她又补充说：“但在我们菲律宾，内阁开会时是不许抽烟的。”邓小平笑着接话：“在七届人大的第一次会议上，我违反了一个规则。我习惯地拿出一支香烟，一位代表给我递了一张条子，提出了批评！我马上接受，没有办法。”原来，1988年4月7日是第一次“世界无烟日”。第二天下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邓小平投票后回到座位，习惯地点燃一支香烟吸起来。台下的人大代表红线女看见了，便对旁边的代表说：“世界无烟日刚过，全中国全世界都大力宣传吸烟危害健康，小平同志为什么烟瘾这么大，开大会还吸烟呢？”马上决定向邓小平提意见。很快，一张字条传到了主席台上主持大会的宋平手里：“请交小平同志！”宋平立即把字条递给邓小平。他打开一看了，上面写的是——“请小平同志不要吸烟。”邓小平赶紧把正在吸着的烟掐灭。此后，主席台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吸烟了。写纸条的是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第二年，邓小平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为了健康长寿，他痛下决心：戒烟。对一个有几十年“烟史”的老烟民说来，戒烟是很艰巨的任务，但邓小平忍痛割爱。刚开始，烟瘾上来时觉得心里发慌，又似乎若有所失。为了坚决戒烟到底，他就吃鱼皮花生，以求转移注意力。……坚持了两个月，邓小平终于把几十年来吸烟的习惯，彻底戒掉了。
大革命时期，陈赓在武汉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来汉参加中共五大的上海女代表王根英缔结了一段富有戏剧性的姻缘。陈赓次子陈知建，讲述了这段爱情故事。王根英在出席“五大”期间，陈赓决定抓住机会向她表白。在一次听报告时，陈赓拿出一张纸条，写下：“王根英同志，我爱你！我向你郑重求婚，希望你嫁给我！陈赓。”写罢，他托人把纸条递给王根英。奇怪的是，第二天，他写的纸条出现在会场的墙壁上。他没有打退堂鼓，连夜又写了第二封信送过去，“根英，我爱你！我请求你做我的妻子！”信件又被贴上了墙。陈赓再鼓勇气，写了第三封信，“调子”越来越高：“根英，我发誓娶你为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封信得到的还是同样的命运。陈知建说，字条的内容是他们兄弟几个多年后从当时参会人员打听到的。陈赓的事情轰动了大会，周恩来知道后批评他不懂恋爱艺术，求爱不讲策略。他和邓颖超亲自出面，找王根英谈话，王根英羞涩地答应了。“五大”结束后，经组织批准，陈赓和王根英在武汉结婚，成为一对革命夫妻。1939年3月8日，转战到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王根英牺牲
朱德。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和孙炳文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朱德按党的指示，仍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进行社会活动。
彭德怀。十大元帅中，最后一个入党的是彭德怀，入党日期为1928年4月。北伐战争时期，彭德怀和段德昌同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一师任职，彭德怀在一团当营长，已是共产党人的段德昌在师政治部当秘书长。两个人志趣相投，成了知心朋友。后来，在段德昌的介绍下，段德昌加入共产党。
林彪。林育南、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哥，两人都是早期的革命者。1925年，林彪经过在武昌共进中学4年的学习（实际是3年半）获准毕业，重返家乡。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中共组织选送共产党人、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投考黄埔军校。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于当年冬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并在入校后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伯承。吴玉章与刘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1924年，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刘伯承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结识了杨闇公。在吴玉章、杨闇公两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介绍，刘伯承如愿以偿，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贺龙。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共党员周逸群受命到贺龙部队任师政治部主任。贺龙与周逸群一见如故，他们促膝长谈，周逸群向贺龙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十月革命，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政策。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周恩来说道：“现在，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一听，禁不住离开座椅，少有地结巴起来：“我还没有入党……”周恩来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贺龙口气完全软了：“好，我服从。”
陈毅。1922年秋，经蔡和森通信介绍，陈毅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10月，经陈孟熙介绍，陈毅进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入学不久，他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罗荣桓。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湖南“马日事变”后，7月15日，国民党武汉政府公开叛变革命，一时间，腥风血雨遍及全国。就在这种严重白色恐怖的笼罩下，1927年5月，他经彭明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徐向前。1924年4月，徐向前被黄埔军校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1926年11月底，徐向前来到北伐军占领的武汉，被分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学兵队少校队长。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教官中有施存统、萧楚女等共产党员。陈毅等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先后到这个学校工作或学习过。“经过两三个月的思索、比较、学习和同志的帮助，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好、最壮丽的事业。”1926年下半年以后，蒋介石加紧了分裂活动，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1927年初，蒋介石已经公开表示反对共产党。徐向前面临着一生最重要的考验，他经过慎重思考，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1927年3月，经樊炳星、杨德魁介绍，徐向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向前入党后才知道，武汉军校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是陈毅。
聂荣臻。1922年8月，刘伯坚和熊味耕两人介绍，聂荣臻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初，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叶剑英。叶剑英是粤军名将，在旧军队中有很多老关系，想升官不愁没门路，但他却想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通电反对蒋介石，遭到蒋介石的通缉。1927年7月上旬，在汪精卫“分共”前夜，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接纳了叶剑英这个特殊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周恩来要叶剑英不要和其他党员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叶剑英以秘密党员的身份，为保护南昌起义将领，提供敌人高层决策情报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十大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新中国十大大将：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新中国57名上将：1955年9月27日授予上将55人，1956年和1958年又各补授一名。
萧克、李达、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李涛、傅秋涛、王平、吕正操、傅钟、萧华、甘泗淇、宋任穷、赖传珠、洪学智、周士第、郭天民、周纯全、杨至诚、陈再道、陈奇涵、王宏坤、苏振华、刘亚楼、刘震、陈锡联、韦国清、陈士榘、陈伯钧、
锺期光、宋时轮、朱良才、董其武、唐亮、叶飞、杨得志、王新亭黄永胜、李天佑、陈明仁、贺炳炎、阎红彦、谢富治、陶峙岳、乌兰夫、周桓、杨勇、李志民、赵尔陆和王建安、李聚奎（2人为后面补授），其中：洪学智，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被人称之为“六星上将”。
★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弟弟，中央军委原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原主任杨白冰，两人的哥哥是杨闇公（烈士），是刘伯承元帅的入党介绍人。
★陈独秀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
★毛泽东弟弟毛泽民、毛泽覃。
★方志纯：方志敏烈士的堂弟，曾担任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江西省委书记、省长等重要职务。
★沈雁冰和沈泽民是兄弟。
★王树声和王宏坤是兄弟。
★叛徒和烈士兄弟的组合——张国焘和张国庶兄弟。
★“林家三兄弟”，堂兄弟关系，林育英（张浩）、林育南、林彪（林育容）。1942年3月6日，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享年45岁。治丧期间，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他守灵。毛泽东还为他题写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并为他的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几个大字。林育南（1898—1931）是“三林”中的老二，他比林育英小两岁，比林彪大八岁。林育南是“三林”中最早的革命者，他的革命启蒙人是恽代英。1931年，何孟雄、林育南以及“左联”五烈士等24人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鲁迅闻讯后悲愤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特别是毛泽东本人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他怎样面对即将重新上演的亲情戏剧？他将怎样对待和处理滚滚而来的友情热浪，闯过烦心扰人的亲情关？
根据记载，第一个向毛泽东提出要求的，正是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主席。同日，他致电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同时，毛泽东又致电杨开智，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从回电内容分析来看，杨开智肯定是提出了若干希望要求，如要求来京见毛主席，希望谋一份像样的工作，希望照顾一下毛主席的前岳母等等。杨开慧母亲应按烈属待遇，故毛泽东要王首道“可给若干帮助”，但对杨开智等人，毛泽东则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如不要他们来京，叫他们不要有任何奢望，服从组织分配合乎能力的工作，不要使政府为难等等。从毛泽东处理的开国第一起亲情事情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确是大公无私。即便是最亲的亲属，他也讲原则、讲分寸，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毛泽东为全党开了一个好局，带了一个好头，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
连杨开慧亲属，毛泽东都敢拒绝，还有什么人不可以拒绝的呢？毛泽东不为他的亲属谋取好处，其他领导干部还敢吗？
许志行曾于1919年冬在武汉与毛泽东相识，1926年又应毛泽东之邀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解放初期在上海格致中学任教。他去信北京，毛泽东回信：“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不荒废课业，不要来京。如遇假期，可以来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书。”
毛煦生不是毛家人，但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与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还当过新军辎重营文书，仗着早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国大典后的一个半月里，连发3信抵京，毛泽东于1949年11月15日回信道：“前后三函奉悉，迟复为歉。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国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然而，毛煦生仍不死心，缠着毛泽东要进京工作，毛泽东于1950年再次复信：“来信收到。北京人浮于事，先生不宜远游，仍以在乡下工作为适宜。”类似情形，亦是不少。
《毛泽东年谱》粗略统计，1949年10月至1953年12月底，毛泽东回复相关亲情的信件大约有170封，涉及亲朋故友150余人左右。其中，属于毛氏直系亲属、近亲、远亲（包括杨开慧家的），近40人；属于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同学的，近30人；属于青少年时代同学的，有20人；属于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先生的，有10余人；属于各种情况的老相识，如与毛家有生意往来的等，亦有10余人；其余如早年参加新军的同事、湖南自修大学学生、早年朋友、烈属等，近30人。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人在皖南突遭8万余国民党军队围攻，除二千余人突围、少数失踪或者被俘外，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新四军军长叶挺冒死请命，被国民党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暗害。情急之际，危难之时，新四军任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挺身而出，率余部继续北撤。激战中，他身中4弹，重伤难行，倒在血泊之中。后来新四军军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经过之时，恰好发现了袁国平，此时他已经浑身沾满了鲜血，血肉模糊。袁国平有气无力地睁开眼睛，看着自己的部下，“你们赶快突围，不用管我了！”
但战士们哪里肯把他丢下，他们用树枝做了一副担架，一边抬着袁国平，一边突围，在强渡青戈江时，却被国民党军队发现，在国军密集的子弹下，不少士兵中弹倒下，袁国平也一次又一次地跌落水中，又一次又一次被战士捞起，顶起来继续前进。这样折腾了好几次。
渡江之后，原本有一百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不到四十名士兵，眼见自己成为了部队的拖累，袁国平心里不是滋味，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道：“你们不要管我了，出去一个是一个。”说着他从怀里拿出七块大洋，与笔记本一并交给了其中一位战士，“这是我的党费，你们把他交给组织，替我汇报……”说罢又昏了过去。
如此突围肯定是举步维艰了，但战士们都不忍心抛下敬爱的首长而去。袁国平了解自己的战士，为了不拖累部队行动，也为了自己不被敌人俘虏，他趁大家不注意时，从口袋里摸出手枪，向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时年，他还不足35岁。
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的袁国平曾参加北伐，之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袁国平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起义军余部）党代表和师党委书记。红军时期，袁国平还担任过湘鄂赣特委代理书记、红八军政委、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
新四军军部成立时，毛主席亲自推荐袁国平到新四军担任了军政治部主任，认为“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住处的窑洞里，与黄炎培（时任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参政员等职）进行了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成为党史国史上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话”。
黄炎培熟谙历史，又有丰富阅历。他在延安亲身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同时，黄炎培在心中又有一团疑虑——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可怕的周期率，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的支配力。他坦诚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政党、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国民党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革命政党嘛！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希望贵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一番话，使毛泽东颇有“心潮逐浪高”的感受。他坦然回答说：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贵不佐三代”，也包含了先生你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时，国民党统治者把共产党宣传为“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这次到延安看到的却是“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景象：“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叫化子，六没有小老婆，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蘼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的清正气象，与他们在重庆等地看到的国民党统治者“一句真话不讲，两面做人不羞，三民主义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的腐败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
1945年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自己著述的《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有人劝阻他不要著书为共产党作宣传，以免遭受人身危险。他说：“我只是用朴素的写真笔法写出所见所闻所谈，决不加以渲染。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胜于雄辩，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
何谓“雅号”？“雅号”就“绰号”而言，即“外号”。本文所说的一些著名共产党人的“外号”不含有“憎恶或开玩笑的意味”。下面笔者将所搜集到的一些著名共产党人的“雅号”的由来实录如下，以飨读者。
毛泽东曾有“毛奇”的雅号。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常对同学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因此，同学们就送给他一个雅号叫“毛奇”。其实，“毛奇”（德文为ＭＯＬＫＴ，音译为毛奇）是德国一位富有文韬武略的著名将军的名字，同学们给他取了这个语意双关的雅号，表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已志向非凡，才华超群。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无论是在青少年时期，还是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不但为中国人民立了奇功，而且还在世界上创造了奇举，此雅号是受之无愧的。
周恩来的雅号是“胡公”。周恩来１９２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个雅号是他１９２８年开始在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获得的。当时，环境险恶，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７时以前和晚上６时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通常，他化装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张闻天的雅号是“开明君主”。张闻天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上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后，１９３５年２月代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１９５９年，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１９６０年１１月起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文革”中被迫害。１９７９年８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１９４３年，毛泽东在延安称赞张闻天的人品与工作时说：“洛甫这个人是不争权的，是个好同志”；“洛甫这个人很讲民主，延安整风以前他是中央总负责人，我封他一个雅号，叫‘开明君主’”。从那以后，张闻天就有了“开明君主”的雅号。
任弼时的雅号是“骆驼”。任弼时１９２２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１９４３年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五至七届中央委员。１９４９年被推为青年团名誉主席。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７日病逝于北京。任弼时身患严重高血压，却长期抱病坚持繁重工作。当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对此，叶剑英曾写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同志们把这种表现形象地喻为“骆驼精神”。任弼时也因此得了一个“骆驼”的雅号。
